蟠龙菜与嘉靖皇帝

公元1521年4月20日著名的荒唐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驾崩于北京西苑豹房（就是现在靠近中南海的北海公园一带）。

在其弥留之际，内阁首辅杨廷和张太后就开始考虑继承人问题，得找人即位。为什么这里说找呢？因为正德皇帝没立太子。不光没立太子，他都没有子女（不管是亲生的还是什么的，这大概也是他一生荒唐的代价吧）。死的时候也才31岁。

明朝皇帝有个通病，大都终日沉湎酒色，纵欲淫乐。还迷信道教求仙炼丹，服食丸药（含重金属红铅），追求长生不老。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能好吗？能有孩子才怪，不短命才怪。

既然无子，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矩，就得找一位朱厚照的兄弟辈来继大统。可问题是，朱厚照的亲爹明孝宗朱佑樘也就一个活到成年的儿子。没办法，只能考虑朱厚照的堂兄弟辈。找来找去找到了朱的堂兄弟（朱佑樘的四弟兴王朱祐杬的次子也是独子，长子早夭）当时年仅14岁的朱厚熜，也就是后来的嘉靖帝。

（一）

按理说朱厚熜是没有继承大位的资格的。可是，这人一走运，挡都挡不住。只能说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朱厚熜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天降皇位这种千年难逢的狗屎运竟然砸在了他的头上。

朱厚熜的爹朱祐杬是个藩王， 他的封地在今天的湖北荆门的钟祥市，当时是叫安陆州，兴王府现在还保存着。朱祐杬这个人很平淡没啥可讲的。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祐杬薨，享年四十四岁，得谥“献”，称兴献王。看谥号，就知道也不是啥好鸟。之后，为了尽快即位根据正德帝的敕令，朱厚熜就袭了兴王的爵位（此时朱厚熜还在服丧期）。

武宗驾崩后的当天，张太后下懿旨正式确立朱厚熜为皇帝继承人。

史载朱厚熜从小就聪敏好学，深得朱祐杬喜爱，亲自指导其学习诗书礼仪。父子感情颇深（这个细节很重要）。

我有个朋友就是钟祥的，有一次去他那里做客，他做了一道菜，叫蟠龙菜，说是以前是皇帝吃的，很好吃，只有他们那里有。我以为他吹牛，不就是经常看到的肉卷吗？有啥稀奇的的。他看我不信，就跟我说起了这道菜的故事。

说是朱厚熜去北京前，到老师钱定府上告别。钱定办了一桌宴席为其饯行。厨师心想皇帝登基，犹如飞龙腾天，便想做道菜以示庆贺。于是别出心裁选用鲜肉、绿豆精粉，加上各种佐料调制成馅，外用鸡蛋皮包裹起来，用大火蒸熟后切片摆成蟠龙造型扣于盘中，吃饭时热气腾腾摆在席中央，活像真龙腾云驾雾一般。

朱厚熜品尝后赞不绝口，即赐名“蟠龙菜”（蟠龙是是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也叫盘龙菜)。

听完这个故事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嘉靖皇帝还是个湖北人，还是他们家乡人，和湖北这么有渊源，就连钟祥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也没想到他是由藩王而登基的，还这么有故事。这一下就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于是我探求下去，发现他干的三件事挺耐人寻味的。

（二）

1，大礼仪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农历三月底，一向平静的小城安陆顿时热闹了起来，一个来自北京朝廷的豪华使团抵达了这里，主要成员有司礼监太监谷大用、韦霦、张锦，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礼部尚书毛澄等人。谷大用扯着公鸭嗓宣读了一封诏书：

“朕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深惟有孤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先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朱厚熜以兴王的身份接受了太后的诏书，在王府接受诸臣行礼，随后同使团前往京师。在向北京行进时，朱厚熜表现极好，拒绝了官员和勋贵们的礼物，吃住节俭，不顾旅途劳累。

此刻十四岁的少年朱厚熜仰头看着远处雄伟的京城城墙，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兴奋的血液冲进了他的大脑。

在朱厚熜及使团到达北京城外的良乡时，一群官员就迎了上来，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帮人其实并不只是来迎接他的.“请殿下从东安门进宫，到文华殿暂住.”换了一般人，对这个要求似乎不会太敏感，只要能登基就行，还在乎哪条路吗？至于住处，反正当了皇帝房子都是你的，住哪里都是可以的.

可是朱厚熜不愿意，他不但不愿意，甚至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因为像他这样的皇家子弟，从小谙熟礼仪程式，十分清楚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意思——皇太子即位。根据明代规定，这条路线是专门为皇太子设计的，做皇帝不走这条路。“我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这才是正牌的皇帝进京路线。然而官员们不同意，他们也不多说，只是堵在那里不走。在他们看来，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会乖乖地就范，听他们的话。可惜朱厚熜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有一种天赋，一种说不出来的天赋。最终，大臣们终究拗不过这位十四岁的小少年，朱厚熜走大明门进了皇宫，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宫殿，十分踏实地坐上了堂兄的座位。

这是个性皇帝朱厚熜与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朝臣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很有主见和政治敏感性，又很强横，任性，固执己见。

当然作为权臣的杨廷和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考虑。

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礼臣建议朱厚熜尊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援引北宋程颐议濮王礼的先例向朱厚熜进言，朱厚熜不允。礼官要求朱厚熜以皇太子的礼仪继承皇位。朱厚熜更不接受，他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第三次冲突：大臣们初拟定年号为“绍治”（“绍”有继承的意思，朱肯定不会用），朱厚熜未用，拟定年号为“嘉靖”。

围绕礼仪问题，后面又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和争论。

明世宗继位不久，即命礼臣一起商议兴献王的封号。七月，进士张璁进言，请求明世宗“继统不继嗣”，请求尊崇生父，立兴献王庙于京师，明世宗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明世宗都不允许。明世宗不顾朝臣反对，于十月追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慈孝献皇后为兴献后。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明世宗命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

从正德16年到嘉靖17年这一系列的关于礼仪争论的事件，史称“大礼仪”。大礼议事件以明世宗的胜利最终结。

在我看来，这个事是得争，但是争论这么久，不干正事了吗？

2，崇信道教与20年不上朝

嘉靖帝前期励精图治，政治清明，颇有中兴之势。执政中后期，朝政日渐腐化，由于国家承平日久，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他一改诸帝佛、道兼崇的习惯，而专奉道教，压制佛教。

他崇信道教，20年不上朝（崇信道教和不上朝互为因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地域原因

嘉靖帝出生的钟祥市。安陆之地，古时属于荆州，春秋战国时为楚地。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古时荆楚之地的百姓大都有迷信鬼神、崇尚巫术的风俗。直至明时，这一风俗依旧没有太大改变。

此外，朱厚熜的老爸兴献王朱祐杬又是一个崇尚道教的人，与道观的道士交往甚密。

所以，地域的原因，加上他父母亲的影响，才使得朱厚熜也对道教非常崇信。

（2）其本人从小体弱多病

朱厚熜自幼生长在南方，且体弱多病，因此对北方的寒冷天气并不是太适应。加上即位初期，事情繁杂，身体比较劳累，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看到嘉靖皇帝为自己的体弱多病而郁郁不乐时，在他身边伺候的太监崔文猜透了皇帝的心思，于是便劝诱他举行斋醮，以此来祈福消灾。

嘉靖皇帝就信这个，他本身就对道教感兴趣，被小太监这么一说，那就更了不得了。

（3）神话自己，宣扬君权神授。

这个不用多解释，大家都懂。

（4）逃避现实的需要（也是性格原因）。

史家说嘉靖除了他自己和他父母，他没有爱过任何人，也不信任任何人。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杀大臣杀言官，他毫不留情，连后宫中都到处弥漫着他的强横。嘉靖帝与儿子们的关系也说不上融洽（二龙不相见），他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可以说在他父母去世后，嘉靖帝已经没有可以温馨相处的人。每逢节日和他父母的忌辰，嘉靖帝总要屏退众人，向父母的灵位长跪，流泪默祝，神情惨楚，让偷偷窥见的宫女也为之动容，也只在这时，刚强的皇帝才显出骨子里的些许温情与脆弱（残忍，自负，强烈的不安全感，刚愎自用，不苟言笑，刻薄寡恩，阴柔）。

再加上又是由藩王登基，父母早逝，没有根基，朝廷里没有可以依靠和信赖之人（多疑，发自内心深处的孤独，敏感）。

还有他对他登基的正统性还是挺心虚的，要不也没必要搞这么多动作，底气严重不足。其他人也是这么看他的。与其老听别人说，不如躲起来，眼不见心不烦（躲言官）。

还有据后世考古得知，嘉靖帝身高不足1.6m，腿有残疾（自卑）。

在这种情况下，修道成了很好一种跟自己相处的方式，也是一种派遣方式。

只有在修炼中，他才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快乐，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感觉是任何人也给不了他的。这样的感觉是任何人也给不了他的。这种心理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他不上朝，不见大臣。

但是，不上朝也好，不见大臣也罢，他在潜意识里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大明王朝的皇帝，他始终掌握着大明王朝的命运与前途，掌控着所有的大臣们的行为，没有哪一个大臣，张璁也好，夏言也好，严嵩徐阶也好，可以染指他那至高无上的皇权，侵犯他那绝对的皇帝威严。

正是由于孤独，他才需要强势，他才对皇权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与信任，以至于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东西，除了他的皇权。这种强势下，所有的大臣都变得唯唯诺诺，因为他们的皇帝不需要强势的大臣，也不需要多么有才能的大臣，只需要听话的大臣，只需要逢迎的大臣。

大明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他，必须以他为君父。四十多年了，没有人敢对他有什么不满之词，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这就够了。

（5）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其更加迷信道教

随着嘉靖皇帝生母蒋太后的病逝、南巡路上差点被烧死，以及壬寅宫变中差点被宫女杀死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嘉靖帝产生了一种错觉——自己死里逃生，是崇信道教的结果，从而更加不理朝政。尤其是壬寅宫变对其影响巨大。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嘉靖帝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对道教的信奉发展到了狂热阶段。

（6）初期目的是消灾祛病，逐渐发展到炼丹修仙，祈求永生（另外这些丹药或许还有壮阳补肾，满足皇帝淫乐的效用）。

这不完全是皇帝个人的原因，也是宗教的原罪，也是道教的通病。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有些事情除了信宗教，别无他法（总要信点什么吧）。

（7）长期服用丹药会中毒，导致上瘾

根据历史记载，朱厚熜的中毒，很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让原本就有些固执，暴躁的性格，变得更加的古怪，这样更符合汞中毒的特征，狂躁，敏感，多疑，喘息不定，行走快慢失调，言语不畅，都是汞中毒的外在表现。

经常会服用“丹药”，朱厚熜的身体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又加大含汞丹药的服用量，在药物的控制下，让其沉迷之中，不能自拔。

据载嘉靖皇帝死前的症状为脸色灰暗，四肢麻木，性情暴躁，喜怒无常。

这不活脱脱一个瘾君子的迹象吗？

（8）内阁制度让皇帝可以偷懒，可以不思进取

嘉靖不上朝听政，但不代表他不干活。其还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的，不过他处理政务的途径不是临朝听政，而是内阁议事。

明朝的内阁制度保证了嘉靖能够耳聪目明地了解帝国的情况，内阁大臣将国家大事上呈给皇帝，并且还将自己的建议写到奏折中，这就叫票拟。而皇帝只需要对内阁大臣呈上来的建议做选择即可，这叫批红。票拟建议权在内阁手中，批红决策权在皇帝手中，如此一来国家机器就能正常运转。

说白了就是不用那么操心，不用天天上朝累死累活，玩也玩了，丹也炼了，青词也写了，还大权在握，继续当老大，那干嘛还要上朝？

皇帝只要控制了内阁（严嵩当朝最久），就掌控了整个朝局。

这里说一句其实这段时期内阁和皇帝是相互配合，各取所需（说狼狈为奸也不为过）。皇帝巴不得少管事，内阁多做事，这样内阁权力就大了，内阁权力一大就可以擅权了。以严嵩为代表。

严嵩是奸臣，但是是有干实事的能力的。要不然戚继光和胡宗宪能为其所用吗？（三）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因为过度服用方士王金、申世方等人制造的丹药，火发躁怒不禁而死，享年60岁。

嘉靖皇帝服用这些含有大量重金属的“长生不老药”（红丸中含大量的砷和汞，就是慢性毒药），不仅没有使其达到所谓的永生，反而还大大加速了他的死亡。

然而尽管如此，嘉靖皇帝依旧对道教痴迷不已，就算是去世了，他的陵墓地宫仍仿造道家的“九重法宫之式”，由此可见他对道教崇信之深。

朱厚熜想用“无为”的思想，达到“无不为”的境界。道教这种虚无的理论，让朱厚熜将整个大明江山当成试验品，统统的丢进了“炼丹炉”。

一个虚幻的神仙梦，让朱厚熜心满意足。然而，他不上朝的这20年，在潜移默化之下，一切都在发生着改变。

这20年，严嵩的权力，比内阁要大，与之前的丞相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用手中的权力，大肆的贪污，干预六部之事，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侵吞公款。

这20年是大明一个衰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这20年，也是明朝的边患（倭患）最严重的20年，也是明朝最昏暗，最压抑的20年。

这二十年，朝纲混乱，吏治腐败，大量贤臣被迫害，暗无天日。边事也愈发废弛，吞没军饷的事情常常发生，军队战斗力越来越低。在北方，蒙古人不断叩关，差点打到北京城下；在东方，倭寇横行，民不聊生；国内也是民变、兵变四起。一时间，整个大明王朝陷入危机。

时也势也，大明江山，已经被其推到悬崖边上。朱厚熜“丹炉”中的烟火，将大明江山熏的一片焦黑，再也没有“洗白”的可能了。

朱厚熜，这个号称大明朝最聪明（玩弄权术登峰造极）的皇帝，其实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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